2022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165条明确将小额诉讼程序定位为"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"的快速审理机制，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简化流程、一审终审实现"简案快审"。然而，作为一类兼具专业性与复杂性的民商事案件，知识产权纠纷能否适用这一程序，学界与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议。优优嗨聚小编拟从程序要件与案件特质的适配性出发，探讨这一问题。

一、小额诉讼程序的本质特征与适用边界

小额诉讼程序并非普通简易程序的"再简化"，而是基于"纠纷类型化"的制度设计。其适用需同时满足三个要件：一是案件类型为"金钱给付类"，二是事实清楚且权利义务明确，三是争议标的额在法定幅度内（现行标准为省级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%以下）。其中，"金钱给付"的限定性最为关键——这意味着非财产性纠纷（如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）或需复杂计算的财产纠纷（如知识产权损害赔偿），天然与小额诉讼的程序定位存在张力。

从立法目的看，小额诉讼的核心价值是"效率优先"：通过限制管辖异议、简化庭审程序、禁止上诉等方式，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，缓解基层法院"案多人少"矛盾。但这种效率优势的实现，依赖于案件本身的低复杂性。若案件涉及专业事实认定（如专利侵权的技术比对）、赔偿数额的复杂计算（如著作权侵权的"实际损失+侵权获利"双重验证），则难以在"一审终审"的框架内保证裁判质量，反而可能加剧程序滥用风险。

二、知识产权案件的特质与小额诉讼的冲突

知识产权案件的核心矛盾在于"权利边界的模糊性"与"损害计算的不确定性"。以著作权侵权为例，判断是否构成"实质性相似"需结合思想与表达的区分、独创性程度等专业标准；商标侵权则涉及"混淆可能性"的主观认定，需考量商品类别、商标显著性、实际使用情况等多重因素。这些事实查明往往需要专业鉴定、专家辅助或市场调查，远超小额诉讼"事实清楚"的程序预设。

更关键的是赔偿数额的计算难题。根据《专利法》《著作权法》，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可按"权利人实际损失—侵权人获利—许可费倍数—法定赔偿"的递进顺序确定。实践中，除"实际损失"外，其他计算方式均需大量证据支撑（如侵权产品的销售流水、权利人的财务数据）。即便是小额纠纷（如盗版书籍销售金额数千元），若涉及多批次侵权、跨平台传播等情节，赔偿数额的认定仍可能超出"简单案件"的范畴。

此外，知识产权纠纷常伴随非财产性诉讼请求（如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）。根据《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277条，小额诉讼程序仅适用于"金钱给付类案件"，若当事人同时提出停止侵害请求，法院需裁定转为普通程序。这一限制进一步压缩了知识产权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的空间。

三、有限适用的例外与程序优化路径

尽管存在上述冲突，实践中仍有部分知识产权纠纷符合小额诉讼的适用条件。例如，个体工商户之间的商标侵权纠纷（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，涉案金额在5万元以下）、短视频平台的音乐片段侵权（如未经授权使用15秒歌曲，索赔金额低于当地小额标的额上限）。此类案件的特点是：侵权行为单一、事实证据充分（如公证购买记录、平台后台数据）、赔偿计算简单（直接按侵权获利或法定赔偿下限确定）。

为规范此类适用，需明确三个边界：其一，标的额需严格限定在省级年度标准30%以下，避免"小额"标准的泛化；其二，排除涉及复杂权利比对（如发明专利的技术特征分解）、多项诉讼请求（如同时主张停止侵害与损害赔偿）的案件；其三，强化释明义务，要求法院在立案阶段向当事人告知小额诉讼的程序限制（如一审终审），确保其程序选择权。

长远来看，知识产权案件的分流需依赖"繁简分流"机制的完善。一方面，通过"诉前调解+快速裁决"处理小额简单纠纷；另一方面，将复杂案件导入普通程序或知识产权专门法庭，实现"简案快审、繁案精审"的司法资源配置目标。

结语

知识产权案件能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，本质上是程序效率与裁判质量的平衡问题。在现有制度框架下，其适用应严格限定于"事实简单、标的额小、无复杂权利争议"的特定类型，避免因程序错位损害知识产权保护的精准性。未来随着《民事诉讼法》的进一步修改与知识产权专门程序规则的完善，这一问题的答案或将更加清晰——毕竟，程序正义的核心，始终是"让合适的案件进入合适的程序"。